1912年2月29日(農曆壬子年正月十二)，北洋軍閥曹錕的第三鎮一部在北京發生譁變，隨即波及保定、天津等地，亂兵“放火行劫，通宵達旦”，京津一帶一片混亂。此即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北京兵變”，因當時正是農曆壬子年，故又稱“壬子兵變”。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為踐行他的諾言，次日即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咨文，並推薦袁世凱繼任大總統一職。在辭職的同時，孫中山還提出了三個附帶條件：臨時政府設在南京，不得更改;新總統到南京受任之日，本總統及國務員始行解職;臨時參議院所製定的《臨時約法》，新總統必須遵守。孫中山的目的無非是讓袁世凱離開他經營多年的老巢，以便於實行民主共和製度。臨時參議院通過了孫中山的這三項提議。
　　為敦促袁世凱南下就職，孫中山以臨時政府的名義委派蔡元培、汪兆銘( 汪精衛 )、宋教仁、魏宸組、鈕永建、劉冠雄、曾紹文、黃愷元8人作為專使北上迎袁。2月25日，迎袁專使團抵達北京，北京市政當局通知京城各家各戶舉行三天慶祝活動，以表對專使的歡迎。29日晚8時左右，正當蔡元培等人在迎賓館準備就寢時，突然發生了兵變，外面槍聲大作，夜幕中火舌躥躍，專使住所“亦有士兵縱槍破門而入”。專使們被唬得手足無措，匆匆遁入六國飯店躲避。

對於這次兵變，目前學術界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一是袁世凱操縱說;二是與袁世凱無關說。
　　第一種意見認為兵變是袁世凱具體策劃和部署的。兵變發生後，英美兩國表示調兵進京增強使領館警戒，日本在秦皇島登陸，俄國也調兵1000人由哈爾濱開到天津。袁世凱由此藉口北方形勢不穩拒絕南下，南方黨人被迫同意袁在北京就職。由此可見，北京兵變是袁世凱為迫使南京方面就範自導自演的一齣戲，明眼人一看便知。再說第三鎮是袁氏嫡系，統制曹錕又是袁之心腹，如無袁世凱的授意絕不可能無緣無故地譁變。
　　據後來擔任國務總理的唐紹儀回憶，兵變應為袁世凱所指使：“當時兵變發生，南方代表束手無策，促予黎明訪袁。予坐門側，袁則當門而坐。曹錕戎裝革履，推門而入，見袁請一安，曰：'報告大總統，昨夜奉大總統密令，兵變之事，已辦到矣。'側身見予，亦請一安。袁曰：'胡說，滾出去! '予始知大總統下令之謠不誣。”唐紹儀的這段記錄繪聲繪色，時間、地點、人物俱全，兼之唐當時位高權重，知名度極高，故他的回憶後被廣為引用，流傳極廣。



與曹錕極為熟稔的第三鎮參謀官楊雨辰後來也在其回憶錄中說：“這場兵變是有預謀、有組織而發動的，是袁氏父子早在數日前就蓄謀製造的亂局。”根據楊雨辰的回憶，兵變前的2月21日，袁世凱長子袁克定曾在其公館召集薑桂題、曹錕、楊士琦等北洋要人談話，要他們將南方代表“嚇回去再說”。次日袁克定又把曹錕單獨叫去，隨後曹便召集手下佈置具體事宜。楊雨辰此說與唐紹儀的回憶倒是能夠相互印證。
　　還有一個問題不可不提，參與兵變的亂兵起初只是放槍，不殺人、不姦淫、不動官家財物、不犯租界，他們搶劫的目標主要是當舖、金店、銀號、錢鋪、糧店、綢緞莊以及百貨店等，亂兵嘴裡還高聲嚷嚷著“宮保(指袁世凱)要走了，我們沒人管了”，世上竟有如此井然有序、彬彬有禮的變兵?再者，據說袁世凱手下主管內務的警察頭子趙秉鈞當天就已傳令全城巡警不得乾預亂兵。這一切都說明兵變事先早有部署，而其中最有可能的主謀就是袁世凱。
　　但也有學者認為，將這次兵變指為袁世凱的預謀，目前還缺乏直接的史料來證明，如果貿然下結論似有“因人定罪”之嫌。這便是關於“北京兵變”的第二種說法：與袁世凱無關說。

實事求是地說，作為在政壇浸染多年的老手，袁世凱應該有很多辦法達到自己不離開北京的目的。
　　事實上支持他的各方勢力也不在少數，其中甚至包括像蔡鍔這樣的非北洋實力派人物，所以說，袁氏完全沒有必要煽動兵變，玩火自焚。他的女兒袁靜雪在《我的父親袁世凱》中也透露說：“兵變的藉口是反對我父親離開北京。事後聽說這次兵變的把戲，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鎮統制曹錕搞起來的。我父親事先並不知道。”
　　袁世凱有一個叫陶樹德的侍衛，曾寫過一篇記述北京兵變的文章，頗具史料價值：“據我所知，當兵變時，袁正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樓臨時總統府樓上看公事。突然聞變，即傳梁保森給曹錕打電話，梁原系袁任直隸總督時的中軍(相當副官長)……正趕那天他去前門外吃春酒，遍找無著，袁十分急躁。此時樓窗玻璃已被槍彈打破數處，袁仍不肯下樓。內衛傅國寶見勢危急，即強掖袁下地窖休息。工夫不大，見曹錕來伏地請罪，根據此種經過非袁授意已明。”陶樹德估計兵變可能與當時傳言的裁兵、減餉有關，作為袁氏身邊的親隨，他的這個說法有一定的可信度。
　　不管袁世凱是不是這次兵變的主謀，但他的確是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從這個角度講，“北京兵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